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研究

　　摘要: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是信息社會演進的重要趨勢，也是我國各級地方政府共同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推力。在建設數字城市背景下，從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的內涵、特征和價值入手，分析了我國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的現狀、問題和趨勢，提出了加快推進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評價方法和經驗借鑒，為地方政府加快建設數字城市提供參考。

　　引言

　　數字城市是指利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實現城市空間、城市功能、城市管理和城市服務的數字化轉型，提升城市智能化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城市形態。數字城市賦能政府圍繞數據行使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同時促進社會以數據為要素創新生產、消費、交易等經濟活動。立足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文化、數字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推動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是我國建設中國式數字城市的未來趨勢和必然舉措。

　　作為數字城市的推動者、參與者和監管者，地方政府需要進一步推動治理流程優化、產業結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發展模式創新等。如何用好公共數據要素，通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帶動城市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可持續的數字政府和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局面，成為地方政府亟待解決的共性課題。本文借鑒既有研究，從現狀實踐出發，探討相關影響啟示，旨在為地方政府加快推進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提供建議。

　　一、概述

　　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以滿足市民需求和保障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通過數據匯聚、共享、處理和應用，推動城市政務數據、經濟信息互通，實現跨區域、跨層級、跨領域的協同治理，提升城市運行效率和競爭力。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有利于實現地方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增進民生福祉，為建成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文化和數字生態文明一體化發展的數字城市奠定基礎。

　　1.內涵

　　國內學者對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劉淑春認為，數字政府是促進數字經濟釋放其融合發展潛力的關鍵支撐。徐夢周等認為，加快要素釋放與主體培育、有效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動態調整與創新公共政策構成了數字政府賦能的關鍵環節。翟云認為，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是數字中國總綱下我國數字化轉型的“一體兩翼”。專家學者認為，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是指地方政府運用信息技術和數據資源，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平臺，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推動數字技術在各行各業的廣泛應用和創新，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社會經濟、綠色經濟等的深度融合，增強地方經濟的競爭力和創新力，實現地方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2.特征

　　與傳統模式相比，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更重視發展的統籌性、平衡性和先進性。

　　首先，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統籌管理地方治理和經濟活動。地方政府需建立健全數據治理制度和標準體系，加強政務和經濟數據的匯聚融合、共享開放及開發利用，促進城市生產生活數據向城市數字空間匯集。地方政府通過建設數字城市治理平臺，充分發揮數字空間的數據歸集和創新引擎作用，提高政府決策科學化水平和管理服務效率，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能。地方政府應全面提升數字城市集約化建設水平，統籌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提升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水平，促進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協調發展。

　　其次，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實現政府與市場的動態平衡。一方面，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數字政府不僅有助于短期采用擴張性政策拉動內需，而且有助于長期構建以數據為核心的要素供給體系，實現全產業體系穩步發展。另一方面，為深入推進地方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重視數字經濟對地方治理的影響，數字技術的發展使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積極健康的經濟活動有助于市場自由建構和供需平衡，同時，數字經濟的發展也有助于城市數字空間發展和數字技術進步。

　　最后，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體現了數字城市發展的先進形態。Gartner發布的“數字政府成熟度2.0模型”從價值焦點、服務模式、平臺、生態系統、領導力、技術重點、關鍵指標七個維度提出了衡量數字政府發展五個階段的不同特征。王振提出從基礎設施、技術群落、投入要素、代表產業、商業模式、組織模式六個方面對比了“數字經濟1.0”和“數字經濟2.1”的不同特征。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顯示，在“數字政府2.0”建設新階段，數字政府、數字經濟將脫離低耦合形態，在數字基座、業務模式、社會生態、生產要素、關鍵指標方面呈現出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的形態特征(見表1)。其中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的政務特征包括:追求信息透明、提供中介服務、以用戶為核心，建設服務共創的生態，以數據為引導，聚焦程序編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管理，以開放式數據集的數量作為關鍵指標。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的經濟特征包括:注重創造消費價值，采用消費者到企業的模式，以云計算、互聯網為平臺，并利用智能終端構建“大平臺+小前端”的組織模式，以數據為核心要素，注重數據技術應用，以網絡效應作為衡量指標。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是數字城市的新發展階段，地方政府需貫徹公共數據有序開放、政府社會積極互動、用戶價值地位上升等新發展理念，以此推動地方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3.價值

　　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是數字城市綜合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體現，也是構建城市數字空間治理和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指出，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深度融合。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有助于地方政府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數字空間與物理空間融合映射為主線，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發展，提升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工作效能。首先，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體現了新發展理念內涵，既能夠推動數字技術和應用創新，又能夠促進數字資源協同共享和開發利用，同時實現數字經濟建設和數字公共服務普惠化;其次，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階段，有助于打造以數據為核心的現代治理體系和生產要素市場，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構建共治共享、以人民為中心的數字社會形態，并不斷突破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體制性、機制性制約;最后，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契合了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助于構建地方一體化在線監管體系，提升數字貿易跨境監管能力，優化營商環境并釋放多元市場主體活力，打造開放共贏的數字領域國際合作空間。

　　二、態勢分析

　　1.現狀

　　從國際角度來看，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是大勢所趨。根據聯合國2022年發布的《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全球互聯網協議(IP)流量從1992年的每天約100GB增加到2017年的45TB/s以上，2022年預計達到150.7TB/s。數字革命給世界各國及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數字經濟的崛起加速了各國及地區數字政府發展，數字政府的完善保證了各國及地區有效參與數字經濟領域合作。世界各國及地區都在開展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相關政策制訂，積極推動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進程，提高國家競爭力和公共服務水平，如表2所示。

　　美國于2015年和2018年先后發布《網絡安全信息共享法》和《澄清境外數據合法使用法》，加強政府與數字服務商數據共享和執法合作，允許行政執法機構調用商業數據并豁免相關企業的法律責任;后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創新與競爭法案》等一系列競爭性法案，加大對科技研發和產業支持的投入，并限制和打壓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數字技術和經濟發展;目前美國共有46個州政府建立了開放數據門戶網站，16個州的立法機構制訂了行政數據開放相關法律，僅美國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已匯集24萬個數據集，涵蓋氣候、教育、健康、交通等21個主題領域，社會企業和商業機構能夠便捷地獲取政府數據。

　　歐盟委員會于2015年發布《單一數字市場戰略》，通過成立歐洲云計算聯盟、簡化增值稅規則、制訂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措施，整合各成員國數字市場相關政策規則;后于2020年發布《2030年數字指南針:數字十年的歐洲之路》，在數字化教育與人才建設、數字基礎設施、企業數字化和公共服務數字化四個方面，提出2030年實現歐盟數字主權的數字化轉型;又于2022年通過《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鼓勵各成員國共享政府、企業、公眾非個人數據，以政策手段保障各成員國數字經濟安全發展。

　　英國于2012年頒布《政府數字化戰略》，通過提供以用戶為中心的服務、整合政務網站、促進數字包容等措施，改善政府與公民、企業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后于2019年發布新版《數字服務標準》，英國政府數字服務小組從制定統一數字服務、使用通用組件、開放源代碼并回饋社會貢獻等14個方面，完成從“服務數字化”到“數字服務化”的轉變;又于2022年發布《英國數字戰略》，旨在通過數字基礎、知識產權、數字人才、數字融資、高效應用、國際地位6個領域推動數字化轉型，建立更具包容性、競爭力和創新性的數字經濟。

　　日本于2016年開始推廣“個人編號卡”，具備身份證明、網上辦理行政手續、線上商品和服務購買等功能，可以此為官方認證申辦行政手續或開展數字交易；后于2020年通過《數字改革關聯法》等6部法案，通過設立“數字廳”推動日本國內行政改革，提升政府數字化水平，用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和產業外移等經濟問題；并于2021年制定《綜合數據戰略》，在數據生態架構、數據信任體系、數據跨境規則和數據治理體系四個方面完善數據全生命周期制度，提出了日本數字化改革的目標和方向。

　　我國在國家層面高度重視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等戰略規劃，出臺了《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建設指南》《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等政策措施，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在政策指引和制度保障上為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國在地方層面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推動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進程。張克認為，當前地方數字治理部門的機構設置和具體職責主要包含數字政府建設引領、數字經濟發展驅動、數據綜合治理三種類型。據各地方政府網站公開信息，截至2023年6月，我國30個省市區已設立地方大數據局的省級地方政府公開信息，目前有15個省市區采取由政府信息化部門主管，6個省市區采取由經濟管理部門主管，9個省市區采取由地方政府作為直屬機構直接領導。由此可見，我國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包含政務型、經濟型和綜合型三種發展類型。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路徑的選擇，受地方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水平、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社會參與和監督機制等多個層面和領域的因素所制約。綜上所述，我國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正處于整體協同、局部創新的發展進程中。

　　2.存在的問題

　　在數字城市建設過程中，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國內與國際的關系，是有效推動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首先，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做到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出發，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延伸至數字城市領域，數字政府和數字經濟同樣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兩者既有區別又有密切聯系。一方面，數字政府建設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公益性工程，也是引領驅動數字經濟

　　發展和數字社會建設的基礎性和先導性工程，通過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規范有序的市場監管、安全可靠的數據資源等，能夠為數字經濟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支撐。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是推動數字政府建設和創新的重要動力，通過提供先進的技術手段、豐富的應用場景、多元的參與主體等，為數字政府創新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和社會需求，同時防范化解市場機制失靈等風險。

　　其次，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做到職權與責任的精準匹配。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我國地方政府除廣東、浙江等經濟大省外，地方政府信息化建設更多依賴于中央垂管系統，數據管轄權集中在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層面，根據《關于發展數字經濟穩定并擴大就業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等文件精神，中央負責統籌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管、統一支撐，地方負責組織實施、自主創新、協同聯動、分類推進，然而部分垂管部委尚欠缺相關具體實施方案。在地方政府層面，各地也在積極探索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模式和路徑，“一網通辦”“一件事一次辦”“跨省通辦”等優秀案例不斷涌現，在數字空間中涉及治理、民生、產業等領域的管轄范圍和服務模式上仍需創新實踐，需要嚴謹的權責分配促進地方數字政府和數字經濟協同發展。

　　最后，在國內與國際的關系上做到安全與發展統籌兼顧。數字城市作為一種大型信息模型賦能體系，是利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獲取立體感知數據，并推動實體城市高效運行的城市級數據系統。數字城市的運行涉及到政府、城市企業、居民等多方利益主體的數據權益和隱私保護，關乎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城市數據的所有權、控制權、管轄權、使用權都是國家數據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法律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在國內運營所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應儲存在國內，然而相應的數據行政監管與數據執法權力卻相對分散，導致在防止數據資源流失、濫用的同時，難以保證數據資源的有效利用及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及地區的數據保護政策法規和網絡安全環境與我國存在差異，使我國在與日本、澳大利亞等11國開展《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合作談判時，以及與新加坡、智利、新西蘭開展《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合作前，公共數據開放與數據跨境流動等問題成為談判的主要阻礙。

　　3.趨勢研判

　　隨著國家和地方對數字城市相關頂層規劃和制度措施逐步完善，政務與經濟領域的技術融合、數據融合、業務融合成為新發展方向，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有望迎來新一輪快速發展。

　　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成為促進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融合的加速器。張蘊潔等認為，相較美國、歐盟，我國在數字應用領域具備優勢，在數字基礎領域呈現均勢，在數字能力領域存在不足。我國地方數字城市建設堅持底線思維，采用成熟技術，整體技術路線偏應用驅動型，技術資源優先需求側配置。政府內控、機器視覺、電子印章、語義搜索、機器學習等數字技術得到普及，智能預測、接口開發、虛擬助手、隱私設計、智能文檔處理等數字技術成為未來方向。各地方政府也積極與企業數字平臺開展合作，構建平臺型政府，增加政務服務覆蓋人群，提升經濟運行監測精度，推動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科學決策?？梢灶A見，數字應用仍將是地方數字城市建設運營的主流技術，以問題為導向的數字應用有助于快速整合城市政務、經濟業務，同時以需求為牽引，培育供給側數字能力，逐步彌補結構性短板，構建地方數字城市新發展格局。

　　數據資源的共享開放成為提升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水平的突破口。我國城市信息化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體系建設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導，數字城市在提供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生態保護、政府運行等數字公共服務的同時，能夠匯集沉淀海量的人、事、物數據，形成地方性公共數據資源。數據資源經確權分離后，一部分轉入地方政府治理體系，提高政府決策科學化水平和管理服務效率，促進地方治理能力現代化;另一部分面向市場有序開放，通過存量公共數據價值釋放，充分發揮數據的基礎資源作用和創新引擎作用，有望拉動地方經濟實現長效增長。從中長期來看，以新發展理念為統領，緊密結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建立以地方政府公信力為支撐的數據資源體系，是實現地方數字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數字業務的交叉融合成為提升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水平的著力點。以“城市大腦”為中心的數字城市體系突破傳統城市信息化的數據壁壘，多源異構數據的融合促進城市經濟和社會治理集約化，全域協同引導科學決策實現數據共治。數據的分級授權機制將是實現業務融合的重點，根據數據敏感度和公共影響建立政務數據、經濟數據跨領域流通規則，實現數字城市信息系統整合共享、業務協同。在資源配置上，經濟運行監測體系能夠幫助地方政府實施更精準的對稱型產業政策，進而促進地方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收入分配上，數字公共服務保障能力能夠促進地方勞動力再生產，同時拉動內需活躍市場，為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注入活力;在宏觀調控上，數字營商環境監管能夠幫助地方政府實現智能預測，防范化解市場失靈尤其是金融結構性風險，市場主體和市場行為的優化也將提升政府監管效能。由此可見，建立數據共享交換、經濟運行監測、聯合市場監管、一體化公共服務等地方性基礎公共數字平臺，實現以數據價值共享為核心的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業務交叉融合，將成為數字城市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

　　4.評估體系

　　對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評估應包含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是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的基礎發展水平;二是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融合發展的程度。

　　在指標維度方面，參考《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1年)》中提出的數字中國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用于評價數字政府的主要維度包括:在線政務服務實名用戶情況g1、省級行政許可事項網上辦理水平g2、網上政務服務能力g3、黨政機關數字化建設感知情況g4、政務網站和新媒體建設情況g5等;用于單獨評價數字經濟建設的主要維度包括:信息通信技術相關產業營業收入情況e1、信息技術項目投資情況e2、農業生產信息化水平e3、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情況e4、網上零售交易情況e5等。陳亮等認為，數字中國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可包含五大核心指標、九大主要指標和五個分項指標體系。從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角度出發，宜從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的內涵考慮，以《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等提出的目標為導向，聚焦基礎設施、信息共享、數據開放等核心能力，客觀量化數字政府、數字經濟領域交叉融合對彼此發展和對數字城市總體的價值貢獻。據此可選取用于評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主要維度:基礎設施整合率u1、“信息孤島”打通率u2、數據共享開放率u3、經濟運行覆蓋率u4、跨領域事件處置率u5等。

　　在指標統計方面，可先采用問卷調查法得到指標基礎值，以百分制經過極差標準法、線性比例標準法、log函數標準化法等數據標準化處理后得到地方數字政府指數簇［Igx | x=1，2，…k］(0＜Igx≤100)和地方數字經濟指數簇［Iey | y=1，2，…m］(0＜Iey ≤100)，再經過數據標準化處理后得到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率系數簇［Iuz |z=1，2，…n］(0＜Iuz≤1)。

　　在評價方法方面，可采用加權平均法得到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其中數字政府主要維度對應權值為a1、a2…ak，數字經濟主要維度對應權值為b1、b2…bm，一體化率主要維度對應權值為c1、c2…cn，具體權值數值受數字城市發展總體情況及發展需求影響而波動，不應一概而定。

　　據此，利用公式(1)可以得到地方數字政府發展指數Ig:

　　Ig=(Ig1×a1+Ig2×a2+…+Igk×ak)/(Ig1+Ig2+…+Igk)　(1)

　　同理，利用公式(2)可以得到地方數字經濟發展指數Ie:

　　Ie=(Ie1×b1+Ie2×b2+…+Iem×bm)/(Ie1+Ie2+…+Iem)(2)

　　利用公式(3)可以得到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率系數Iu:

　　Iu=(Iu1×c1+Iu2×c2+…+Iun×cn)/(Iu1+Iu2+…+Iun)　(3)

　　最后，平衡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發展差異化程度，利用公式(4)可以得到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

　　體化發展指數Ige:Ige=(Ig+Ie)/2×(1－|Ig－Ie |/(Ig+Ie))×Iu (4)

　　在評價標準方面，可根據地方數字城市的客觀情況和任務要求制訂規范性的指標體系，用于評估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優劣、成熟度等，結合有效、可持續的干預措施和制度體系，指導促進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

　　三、經驗借鑒

　　我國各地積極探索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已形成若干實踐經驗。

　　同步建設數字實體城市，完善數據要素流通機制。河北省雄安新區采取數字城市和實體城市同步建設模式，具備城市全域數字感知的先天優勢，以“一中心四平臺”為數字孿生紐帶，匯聚超過200億條城市數據，除高敏感數據外，面向域內經濟主體共享開放算力和數據資源，建立城市區塊鏈操作系統確保數據要素有序流通。雄安新區踐行了數字新城的發展路徑，其數字先行的戰略規劃確保了數據要素的高效流通，規避了困擾多數成熟都市的數字頑疾，確立了區域數字競爭的城市機制優勢，為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鋪平了道路。

　　推動政府數字化改革，構建數字經濟新型生產關系。浙江省自2021年啟動實施數字化改革，推行了逐步深入地方政府、經濟、社會核心的體系重構和流程再造，以“V”字模型為方法論，從需求側出發匯集社會公眾數字愿景，有的放矢地設計數字服務場景，匯聚政產學研合力構建數字經濟新型生產關系，以改革任務為抓手突破城市數字壁壘。浙江省發揮了頂層設計的方法論優勢，以政府自身變革把握主動，吸納社會、企業、學術機構參與數字共治，逐步形成面向全社會的數字供需匹配和產業生態建構，探索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高效發展路徑。

　　采取管運分離，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廣東省采用“政企合作、管運分離”模式，界定并區隔數字廣東的管理者和運營者角色，建設“12345+N”的工作體系，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健全制度體系和機構設置，促進數字集約化發展和產研深度融合，形成以“粵系列”平臺為代表的眾多成果。廣東省以穩定的架構設計激活市場活力，不但聚焦城市治理的法治化保障，而且提升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程度，因而創造了相對寬松的國際化數字營商環境，推動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

　　四、發展建議

　　地方政府可把握數字中國建設的歷史機遇，洞悉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規律，在推動城市數字空間生態體系建構演化的同時，采取創新舉措化解城市信息化歷史遺留問題，在此，提出四點發展建議。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和制度建設。立足城市物理和數字兩個空間現狀，制訂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明確發展目標、任務和路徑，統籌推進數據資源、技術平臺、業務應用等各個環節的協調發展。同時，完善數字政府、數字經濟領域的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加強數據治理、共享開放、安全保護等方面的制度建設，為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保駕護航。

　　二是加快技術創新和平臺建設。加大對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研發投入和應用推廣，加強城市數字生態互補合作，培育和引進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數字技術企業和人才，提升本地區的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同時，打造平臺型數字城市支撐體系，整合現有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統一的云網數字基座、數據資源平臺、公共支撐平臺等，實現數據資源的匯聚融合、共享開放和開發利用，為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提供高效便捷的技術支撐。

　　三是深化業務創新和應用推廣。充分利用數據資源和技術平臺，推動數字城市公共服務模式創新，實現經濟運行、市場監督、公共服務、城市治理等領域創新實踐，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和質量，提升城市經濟服務滿意度。同時，充分利用數據資源和技術平臺，推動數字經濟領域創新，培育和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增強本地區的經濟競爭力和發展潛力。

　　四是加強協作聯動和示范引領。加強與中央層面的對接協作，積極參與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建設，實現數據資源跨領域共享交換，促進數據依法有序流動，提高數據價值挖掘和利用效率。同時，加強與其他地區的交流合作，借鑒其他地區的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發展經驗和做法，形成區域協同發展的良好局面，在全國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中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五、結束語

　　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是我國各地數字城市建設的題中之義，對于在地方層面系統性地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在數字城市背景下，數字政府可以通過提供高效、便捷的本地公共服務，促進地方數字經濟的發展和創新;同時，數字經濟也可以為地方數字政府提供技術支持、數據資源和擴大社會參與，提升地方數字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地方政府有必要完善組織、制度、資源保障體系，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充分發揮數字城市體系的內部協同效應，形成地方數字政府、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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