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中國產業發展聯盟”由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聯合60余家產學研用相關單位共同發起成立。聯盟立足于打造政府和產業界的溝通交流平臺、數字中國各領域的跨界融合平臺、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有效對接平臺，集眾力、匯眾智，研究重大問題、總結發展經驗，支撐政府決策、服務產業創新。2019年1月22日，“數字中國產業發展聯盟成立大會暨高峰論壇”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召開。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電子政務專家委員會主任王欽敏出席大會并致辭，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陳肇雄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來自工業和信息化部相關司局的領導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業協會、企業的專家和代表共200余人，圍繞“發展數字產業，建設數字中國”主題展開熱烈討論。
【數字中國產業發展聯盟專家委副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小涓院長】
數字中國產業發展聯盟專家委副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小涓院長發表了題為“數字時代政府治理的機遇和挑戰”的主旨演講。主要觀點如下：
網絡和數字技術的變革，深刻地影響了政府和市場劃分這一基礎性的制度問題，帶來了一系列的機遇和挑戰。政界、商界和學界必須積極面對并理解這一基礎性的變化，理清各自定位，加強協同治理，共同推進數字中國的建設。
一、政府和市場邊界正在發生變化
首先，從兩個案例來看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如何發生變化。一是以智慧城市的建設為例看，企業正踏入公共領域。關于此類問題，有三組視角的解讀，第一組從政府的角度出發，認為依托新技術可以更好地治理城市，公私合作有了新的模式，企業能夠參與到公共服務中來。第二組從產業的角度出發，認為大數據商業開發的前景廣闊，物聯網有了巨大的平臺，企業的營銷將更為精準。第三組則持懷疑的態度，認為企業獲取了大量的公共數據，令公民行蹤處處可覓，私人數據未經許可即使用，企業對公共領域的介入激發了很多討論。二是以新興技術應用為例看，企業主動要求政府介入其內部管理。阿里巴巴開發了基于區塊鏈的一個系統，該系統允許第三方管理力量在智能合約發生非法活動時進行干預。這種設計改變了過去企業極力避免政府干涉自身經營管理的做法，開始主動要求政府參與監管。
上述兩個案例表明政府和市場間邊界正在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中有兩類值得重點關注，第一是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發生移動，第二是催生出邊界模糊的新領域。
二、政府和市場邊界移動帶來四方面影響
一是企業進入公共服務。在傳統時代，公共服務是低效率、高成本的，它需要生產者和消費者面對面、同時同地，勞動生產率無法提高。但是，在網絡和技術環境下，許多公共服務的性質發生了極大變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極為顯著,政府的公共服務可以通過互聯網空間來實現，企業也可能從中找到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二是企業參與市場監管。市場監管原本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但平臺型企業產生后，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加進了“平臺”這個跨界組織形態，形成了局部市場。平臺上要處理的糾紛和各種問題數量巨大，政府機構原有的監管力量遠遠不足，因此平臺必須承擔起協調和監管職能，成為局部的有形之手，參與市場監管。
三是自然壟斷的監管難題。傳統上政府裁定壟斷需要狀態和行為兩個標準，包括企業具有市場控制力，同時其因規模大而獲取不當利益。目前平臺型大企業具有市場優勢和影響力，但是否真正影響消費者利益卻不好判斷。在多邊市場和免費服務的情況下，原有的標準受到了挑戰，應該采取什么標準，是反壟斷監管碰到難題。
四是政府不干預企業經營的觀念產生變化。網絡空間通達范圍極廣，形成了新的公共空間，政府的角色不能按照舊有政府是否干預企業的理念來認識，而應將其視為公共治理問題?；ヂ摼W空間如何實現政府和企業的協同共治是個難題。目前這類監管問題尚以一事一議的形式在推進。
二、政府和市場邊界模糊帶來三方面問題
一是PPP涉及的數據資源授權問題。政府部門積累了海量的公共數據，是一種典型的大數據資源。開放這些數據、對數據價值進行挖掘，可以創造新的生產力，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但與此同時，將很多市場主體和公民數據交給企業來評估使用，在法律上缺乏依據，如何劃分責任邊界，是數據資源開放過程中必須討論的問題。
二是數據產業發展與個人數據保護的平衡問題。目前，是強調隱私保護還是強調數據利用是一個兩難選擇，各界觀點不一。需要統籌考慮個人信息保護、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競爭效率和產業安全等多個目標。
三是收入分配差距及保持社會公平問題。傳統經濟中，市場層次清晰，各類企業各得其所。在網絡和數字產業中，略好一點的“供給”方即有可能實現贏者通吃，為創新者帶來巨大收入，同時擠壓其他競爭者的生存空間，帶來收入分配差距。資本剝削勞動、食利者階層、尋租等傳統分析思路，都不適合用于描述這批財富擁有者。但是，保持社會收入相對公平是全社會的共同理念，是政府需要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適用什么分配標準，如何保持社會公平，都存在挑戰。
網絡與數字時代，政府治理特別是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劃分是新的重要問題，需要加強對新的公共服務標準、新的利益權衡方式、新的監管準則的研究,從而提高我國政府治理水平服務，也為世界提供適用于數字時代的治理理論和經驗。
